走在大街小巷的书摊旁，你总能看到曾国藩那张严肃的面孔盯着你。从《曾氏家训》到《曾国藩逆境成功学》，甚至还有不少盗版书，都在试图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想成功，学曾国藩。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给他的评价极高，对联里写着：“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”。连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位死对头，在对曾国藩的推崇上竟然出奇的一致。
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，他又是那个镇压太平天国、双手沾满鲜血的“曾剃头”，是处理天津教案时的“卖国贼”。
这就很有意思了：一个被捧上神坛的“完人”，和一个被唾骂的“罪人”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曾国藩？
今天，咱们不喝鸡汤，而是要把曾国藩这层“圣人”的金身剥开，看看里面的泥胎肉身，聊聊他作为一个“人”的挣扎、算计与无奈。
一、 到底是清官还是贪官？一场关于“钱”的罗生门
如果用“清官”还是“贪官”这种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衡量曾国藩，你会发现根本没法得出结论。
曾国藩的官做得太大了。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加军委副主席，手里握着大清朝最富庶地区的钱袋子。按理说，他应该富可敌国。
但看看他的家庭生活，简直寒酸得让人掉眼泪。家里就两个老妈子伺候，还是从老家带过来的。他在北京当官时，甚至因为买不起丫鬟而被夫人抱怨。最有名的段子是，他的两个女儿为了争一条漂亮的裤子打架，堂堂一等侯爵曾国藩只能哄孩子说：“乖，别争了，等爸爸明年攒够了钱，再给你们买新的。”
但这是否意味着曾国藩真的“没钱”？或者说他像海瑞一样拒绝所有灰色收入呢？
并不是。大清朝的工资体系很奇葩：正规工资低得可怜，年薪只有180两银子（约合现在3万人民币），这在北京连房租都不够。但为了养活官员，朝廷发“养廉银”，这笔钱高达18000两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庞大的“陋规”（下级给上级的孝敬，各种潜规则收入）。
历史学家考证，曾国藩一年的总进项，加上陋规，能达到二十多万两白银，折合人民币几千万。
钱去哪了？
这就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，也是他的无奈之处。在大清的官场，两江总督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庞大的机构。所有的幕僚、师爷、衙门运转、甚至往来京城打点关系的“冰敬”、“炭敬”，都要从这笔钱里出。
有一个极其精彩的细节：留学生之父容闳帮曾国藩去美国买机器，这可是肥差，按规矩要给回扣。容闳按“官场规矩”给曾国藩送了一笔巨款。曾国藩怎么做的？他不收，就坏了规矩，显得自己清高，以后没人敢跟他共事；全收了，又违背自己的良心。
最后，曾国藩只收了一顶凉席，把几万两银子退了回去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曾国藩深谙潜规则，但不被潜规则所吞噬。他收下凉席，是告诉下属：“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懂规矩”；退回银子，是告诉自己：“我不贪图享乐”。这种在泥潭里打滚却能保持内心干净的本事，比单纯的“清”要难上一万倍。
二、 智商的洼地，情商的高峰：那个被小偷鄙视的笨蛋
现在很多家长拿曾国藩教育孩子，说他是天才。其实恰恰相反，曾国藩的基因里写满了“笨拙”。
他父亲曾麟书，考秀才考了16次才中，全县闻名。到了曾国藩这儿，也好不到哪去。
野史里记着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： 年轻的曾国藩在家里背《桃花源记》，大冬天的晚上，一遍又一遍：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……” 这一背就是一个时辰（两个小时），死活背不下来。 这时候，趴在梁上准备等他睡着行窃的小偷实在冻得受不了了，跳下来指着曾国藩鼻子大骂：“你这种笨蛋还读什么书？我都听会了！” 说完，小偷当场流利地背诵了一遍《桃花源记》，扬长而去，留下目瞪口呆的曾国藩。
虽然是野史，但曾国藩确实不是靠“聪明”起家的。他带兵打仗，胜率极低，经常是被太平军打得想跳水自杀。真正会打仗的是他的弟弟曾国荃（九帅），那种不要命的狠劲儿才是湘军胜利的关键。
那曾国藩靠什么赢？靠的是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的笨功夫，靠的是“屡败屡战”的逆商，更靠的是他在官场上无与伦比的情商。
他知道自己笨，所以他每天记日记，像孔子说的那样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这种反省不是做样子的。他在日记里骂自己“禽兽不如”，因为他去朋友家做客，看到朋友新纳的小妾太漂亮，多看了几眼，说了几句调笑的话，动了色心。回家后他立刻在日记里写下“戒之戒之”，痛斥自己也是读圣贤书的人，怎么能这么下流。
一个普通人，通过几十年如一日这种近乎自虐的自我管理，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笨拙的农家子弟，雕刻成了一代大儒。这种“后天逆袭”的力量，才是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
三、 晚年的悲剧：为了大局，他扛下了“千古骂名”
曾国藩人生的最后阶段，过得非常憋屈，甚至可以说是悲凉。
当时发生了著名的“天津教案”。起因是百姓传言法国教堂的修女挖中国小孩的眼珠子做药（其实是育婴堂收养孤儿，但也确实存在管理混乱引来人贩子的问题）。群情激愤之下，老百姓冲进教堂，打死了包括法国领事丰大业在内的20多个洋人，还烧了望海楼教堂。
这事儿在今天看，洋人欺人太甚，百姓反抗有理。但在当时，这是一个足以让大清灭国的外交核弹。英、法、美等七国军舰直接开到了大沽口，扬言要血洗北京。
慈禧太后慌了，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年迈的曾国藩。
曾国藩到了天津一查，发现“挖眼珠”确实是谣言，而打死外国公使确实违反了国际法。此时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：
- 硬刚：顺应民意，跟洋人开战。结果大概率是清军惨败，京城沦陷，生灵涂炭。
- 认怂：赔款、道歉、杀几个带头闹事的中国人抵命。结果是国家保住了，但自己的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，变成人人喊打的汉奸。
这时候的曾国藩，早已看透了官场的险恶。他知道，朝廷让他来，就是让他来背黑锅的。如果他想保全名声，大可以称病不出。
但他没有。为了不让战火重燃，为了给大清续命，他选择了第二条路。
结果可想而知。处理方案一出，举国痛骂。曾国藩从“中兴名臣”一夜之间变成了“曾鬼子”、“卖国贼”。湖南会馆甚至把他的牌匾都给砸了。
这种痛苦，比死还难受。 但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流露出的意思是：我知道我会背上千古骂名，但我为了国家不再遭受战火，这个雷，我得顶。
结语
曾国藩之所以被国共两党的领袖同时推崇，不是因为他完美，恰恰是因为他的“不完美”和“真实”。
他贪恋权力，但为了让朝廷放心，在攻下南京后主动裁撤自己一手建立的湘军，自断臂膀；他爱惜羽毛，但在国家危难关头，宁愿自污名声也要顾全大局；他天资愚钝，却用一生的勤奋证明了庸人也能成事。
读懂了曾国藩，你就读懂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那种深沉的、充满了无奈却又坚韧不拔的“担当”。在那样一个烂透了的晚清乱世，他就像一个缝缝补补的匠人，拼尽全力维持着这个古老帝国的最后一点尊严。
这，或许才是我们今天依然要读曾国藩的真正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