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大家穿越回公元1086年，也就是大宋元佑元年。这一年的大宋朝堂虽然纷争不断，但有两件事影响最为深远：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一生的对手，在同一年相继离世。我们今天先聊聊王安石。这一年他66岁，身体早已抱恙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比他年轻27岁的宋神宗居然走在了前头。神宗驾崩，哲宗继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保守派迅速上台，王安石当年苦心经营的新法开始被逐一废除。起初王安石还能故作淡定，觉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但当听到连免疫法也要废除时，这位老人终于坐不住了，痛心疾首地说这是他和先帝探讨了两年的心血。可惜，风烛残年的他，说话早已没了分量。春日里，他看着病榻前的几枝花，写下“新花与故吾，已矣两相望”的诗句，随后便撒手人寰。
王安石的死讯传到开封，朝廷的态度颇为微妙。虽然此时朝堂上正在清算新法，但在处理王安石的身后事上，当时的首相司马光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风度。他在病榻上给同僚写信，认为王安石文章人品皆佳，只是性格导致新法弊端，如今人已逝，应当优待元老，防止小人借机生事。最终，朝廷采纳了司马光的意见，追赠王安石为“太傅”。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，已经是顶级的哀荣，给足了这位改革家最后的体面。
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，不是政治斗争，而是一篇奇文——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的圣旨，即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。这篇文章的作者，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。这篇圣旨是用极高规格的骈文写成，按理说就是一篇堆砌辞藻的官样文章，无非是把死者从头到脚夸一遍。然而，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，他在文章里埋下的伏笔和心思，骗过了当时的大多数人，甚至连八百年后的梁启超在写《王安石传》时，都以此文证明苏轼对王安石的由衷敬仰。直到南宋才有学者隐晦地指出文章“话里有话”，而真正解开这个谜题的，是当代的历史学者们。
文章开头看似极尽赞美，说王安石“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”。若是熟悉中国古典文献的士大夫，读到这里恐怕心头一惊。这句式像极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形容商纣王的那句“智足以拒谏，言足以饰非”，也像《庄子》里形容大盗盗跖的“强足以距敌，辩足以饰非”。苏轼巧妙地借用了描写暴君、大盗和酷吏的经典句式，把原本的贬义词换成了中性偏褒的词。这其中的潜台词是：你的道如果是正道，何须极高的智力去强行达成？你的言如果是真理，何须无碍的辩才去推行？这种暗戳戳的影射，利用了文人对经典的共同记忆，杀伤力极强。
苏轼在文中还提到王安石“能于积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”。字面上看，这是夸王安石能力强，一年之内就改变了社会风气。但在儒家传统观念里，移风易俗是极难之事，变好需要漫长的教化，而“积岁之间”就大变样，通常指的是变坏，所谓“学好三年，学坏一天”。结合苏轼在其他私信和文章中对熙宁年间“风俗日恶”的痛心疾首，这句话的真意不言自明：就是因为你的瞎折腾，短短时间就把天下风气给搞坏了。苏东坡在这里玩了一个极高明的时间差和概念置换。
关于王安石的学问，苏轼写道“少学孔孟，晚师瞿丹”。瞿丹指的是佛家和道家。在崇尚儒家正统的宋代，说一个士大夫学问里掺杂了佛道，其实是在讥讽他学问驳杂、并不纯粹。紧接着一句“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”，更是直指王安石虽然博览群书，却只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解释经典，把诸子百家的学说都踩在脚下。这哪里是夸奖，分明是在批评他狂妄自大、刚愎自用，为了推行新法不惜扭曲圣贤之书。
文章里还有一句“冠群贤而首用”。这里的“群贤”在当时语境下，指的是吕惠卿、曾布这一批新法派官员。苏轼对这帮人的评价极低，在贬谪吕惠卿的制书中曾痛骂他“苟可度国以害民，率皆攘臂而称首”。所以，说王安石是这群人的“冠”，也就是带头大哥，这实际上是把王安石定性为一帮“乱臣贼子”的总头目。表面上的推崇，实则是将历史责任狠狠地扣在了王安石头上。
苏东坡这篇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，堪称汉语表达艺术的巅峰。他利用汉语独特的组合能力和深厚的文化互文性，把一篇原本只能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，写成了绵里藏针的“高级黑”。即便王安石复生，面对通篇的褒义词，恐怕也只能哑巴吃黄连。这种写作手法展现了苏轼惊人的才华和复杂的内心：他既与王安石在晚年相逢一笑泯恩仇，保持着私人的友谊；又在政治立场上寸步不让，对新法造成的后果耿耿于怀。
透过这篇文章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苏轼的文字游戏，更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独特的精神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文字是通向历史深处的密码，每一个典故都连接着千年的价值判断。王安石去世了，但他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一个巨大的符号。后人对他的每一次解读，无论是苏轼的暗讽，还是后世的平反，都是在这个符号上叠加新的意义。历史人物的复杂性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“创造性组合”中，变得鲜活而永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