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到“格物致知”，你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朱熹所说的“即物穷理”——就是认真研究万事万物，穷尽其中的道理。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太重要了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个追求真理的道路曾让一位大哲学家差点“格”出病来，最终促成了他思想的彻底转变。这位大哲，就是明朝的王阳明。
一、“格竹七日”的挫折：当真理不在外物时
王阳明年轻的时候，对朱熹的学说那叫一个无限崇拜，把他奉若“神明蓍龟”。他那时坚信，想要成为圣贤，就得遵循朱熹的格物穷理方法，去把天下万物之理格个透彻。
于是，一场著名的“实验”发生了：在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，阳明才二十一岁，他指着官署亭子前的一棵竹子，跟朋友钱子说：“我们来格它的道理吧！” 朋友钱子早晚苦思冥想，想把竹子的至理找出来，结果只过了三天，就因为用脑过度，累得病倒了。
王阳明心想，这肯定是钱子精力不足。他亲自上阵，夜以继日地去穷究这竹子里的“至理”。可到了第七天，他自己也扛不住了，同样劳思成疾，卧床不起。两人相视叹息：“唉，原来做圣贤需要这么大的力量去格物，我们是做不得的了！”
这次“格竹七日”的失败，在阳明的心路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它让他对朱熹“即物而穷理”的方法产生了巨大的怀疑。毕竟，如果连一棵竹子的道理都穷尽不了，那天下万物岂不是无穷无尽？而且，就算格懂了草木的道理，又如何能“反来诚得自家意”呢？他朦胧地意识到了朱熹学说中，心与理之间存在的逻辑断裂和内在矛盾。
二、龙场悟道：真理回到了内心
从此，阳明的思想开始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。几年后，他因为仗义直言得罪了宦官刘瑾，被贬谪到贵州龙场，那地方“万山丛棘中”，环境极其险恶，充满毒瘴。
在身处逆境，面对“百难备尝”的极限境况中，阳明不再把精力放在外界的事物上，而是回到了最本质的自我。他曾自备石棺，日夜静坐沉思，探索生死一念的终极关切。
正是这种对内在的极致探求，在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促成了他“一悟至道”，这就是著名的“龙场悟道”。他豁然明白：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。
他领悟到，理不在外面。朱熹教人“外心以求理”，这就像古代告子说的“义外”——把道理放到心外去寻找。但阳明的心学告诉你：“心即理也”。格物的功夫，根本不应该向外求，而应该“只在身心上做”。
在阳明看来，“格物”的“格”不是“穷尽”，而是“端正”或“改正”。“物”也不是外面的花草树木，而是“意之所在”。所以，“格物致知”就是：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，端正你的意念，从而成就你内心固有的良知。这次顿悟，标志着阳明彻底脱离了朱熹的立场，创立了以“致良知”为核心的心学体系。
三、古代“知”的另一面：身体与技术的智慧
那么，这个被王阳明重新定义的“致知”——成就良知，跟传统的“知”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？
其实，自宋代以来，“格物致知”就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。例如，近代冯友兰曾将这里的“知”解释为经验知识，而日本的板野长八则倾向于用神性知识来解释它。
但如果我们回溯到宋代以前的解释，可能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视角。汉代的郑玄和唐代的孔颖达，他们对“格物致知”的“知”有独特的理解。郑玄将“格”解释为“来”。他认为，“致知”是对善恶吉凶的彻底了解，如果你深入了解善，就会“来善物”。孔颖达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了“学习”的重要性，认为要通过模仿和反复熟习（即实践）才能使知识达到极致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有研究提出，郑玄和孔颖达所说的“知”，其实是一种身体、技术性知识。这种知识不是单纯的理论或概念，而是在实践中，通过习惯的养成，最终形成的“本性知识”。
这种知识是通过经验积累而形成的，同时又能展现出超越人为的境界。它有点像你学一门技能，通过不断练习，动作变得自由、快速，不再需要意志指导，变成一种习惯，从而让你体悟到内在的本性。甚至有学者认为，朱熹提倡的“穷究万物的道理”，与其说是理性把握法则，不如说是持续反反复复实践以体悟道理，可能也与这种“身体、技术知识”有共通之处。
四、从古老智慧到自我完善
从“格竹”的失败，到“龙场”的顿悟，王阳明最终确定了一条从外求到内证的道路。他将重心从对外部无限事物的探究，彻底转移到对自身道德主体（良知）的完善。
尽管阳明心学体系解决了心与理的断裂，但它也曾被朱子学者如罗钦顺质疑，因为在处理自然界的客观事物，比如药草的药性等物理知识时，你光靠良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仍然需要经验和知识积累。
所以，无论是内求良知，还是外穷物理，这两种致知的方法并非水火不容。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和完善自我的途径。王阳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易直捷的修身方法，强调“格物”是道德努力的实践过程。
毕竟，我们既要保有内心的规矩（良知），也需要掌握应对万事万物的知识（节目时变），才能真正做到“临事无失”。就像朱熹说的，“今日之看，所以为他日之用”，知识的积累，是为了良知的实践能更有效率地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