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历史上，自从蒙古强大起来以后，北方的游牧民族格局就彻底变了。从前的匈奴、鲜卑，后来都被蒙古取代了，他们一直是南方中原政权的头号劲敌。成吉思汗自不必说，那是打遍欧亚大陆的狠角色，谁见了蒙古骑兵不害怕？哪怕是到了元朝之后，蒙古人依然不好惹。你看明朝时候，瓦剌太师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中抓了明英宗；甚至到了大清开国，还要讲究满蒙一家亲，没有蒙古做后盾，大清想一统中原都难。就连康熙皇帝，为了平定准噶尔部，还不得不两次御驾亲征去大漠吃沙子。这就说明，直到清朝前期，蒙古的战斗力依然强悍。
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到了清朝中期的乾隆年间，蒙古骑兵突然就不行了，似乎一夜之间对中原政权完全构不成威胁了。这短短几十年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战斗民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核心？很多人可能会分析战术、装备或者国力，但我告诉大家，最关键的因素其实只有两个字：瘟疫。而这瘟疫的根源，还要从信仰说起。
蒙古被逐回漠北之后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俺答汗。他统一了漠南和漠西蒙古，但他心里发愁：蒙古人太彪悍了，今天是兄弟，明天就能因为抢个位置动刀子。他觉得自己这大汗的位置坐不稳，于是就想，能不能别让大家像“苍狼”那么凶狠，像“白鹿”一样温顺多好？这时候，他想到了利用宗教。俺答汗开始与西藏的藏传佛教接触，并封当时的索南嘉措喇嘛为“达赖”，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。
到了清朝，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，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，这套宗教体系就更加完善了。藏传佛教的引入，有着极强的政治目的。大家知道，信佛的人讲究修来世，这辈子受苦没事，下辈子享福就行，不主张杀戮和造反。这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，中国历史上“三武一宗”四次灭佛运动，都是因为当权者需要扩张领土、需要兵源和税收，而佛教徒不当兵、不交税，这跟国家利益冲突。反过来，想要安定，推崇佛教就是最好的手段。
信仰藏传佛教给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首先是生活方式变了。蒙古人原来是逐水草而居，哪里有水草去哪里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但信了佛就得修庙，一修庙这人就定居下来了。本来蒙古人的财富靠养牛羊，不够了就出去抢，现在围着庙转，抢劫半径缩小了，收入也就少了。而且修庙特别费钱，今天镀个金身，明天添个香炉，大量的社会财富都被耗费在了寺庙上，财政实力大打折扣。
更要命的是兵源问题。以前全民皆兵，现在男丁只要去当了喇嘛，就不当兵了，也不杀生了，战斗力直线下降。乾隆皇帝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：“一座庙顶十万兵”。这话不是虚的，因为寺庙不仅在这个精神层面瓦解了斗志，更在物理层面带来了一场浩劫——那就是前面提到的瘟疫，特别是天花。
原来蒙古人住得分散，一个部落得病，很难传到另一个部落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隔离屏障。但有了喇嘛庙以后，形成了集镇，大家没事就去庙里赶集、拜佛。谁家要是得了传染病，第一反应不是隔离，而是跑去庙里求佛祖祛病。这就这就把寺庙变成了病毒的“超级传播中心”。在那个没有疫苗的年代，天花在密集人群中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。
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战争局势的逆转。康熙打准噶尔时那么费劲，到了乾隆时期，清军打到新疆，轻而易举就灭了准噶尔部。为什么？因为准噶尔部当时爆发了严重的天花，40%的人口直接病死，剩下的人要么跑了，要么被杀，要么被迁徙。原本应该是蒙古人统治的北疆地区，因为这场瘟疫变得千里无鸡鸣，这才有了后来新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。
所以说，乾隆皇帝所谓的“十全武功”，之所以能把中国疆域扩到最大，不仅仅是因为清军有多神勇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瘟疫帮了大忙。这种改变历史的重大时刻，往往都有瘟疫的“神助攻”。只不过，正史为了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，往往会忽略或者淡化这一点。但若是想要正本清源，读懂这段历史，我们就不能无视“信仰—寺庙—瘟疫”这条导致蒙古铁骑衰落的隐秘链条。